我的父亲
◆杨东志
父亲是我的偶像，从始至终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也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。但是，我之所以崇拜他，并不是因为这些。而是我感到他无论做什么，都有自己很好的办法，甚至可以说是“举重若轻”、“应付自如”、“游刃有余”。
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记得那是一个春天，阳光明媚，奶奶正抱着我坐在堂屋门口“晒暖”（方言。即晒太阳取暖），父亲从外边回来了。奶奶说：“家里又没有吃的了。只够维持今一天。”父亲微微一笑，对奶奶说：“没事，有我呐。”说完，还疼爱地打了我一个“响鼻”。第二天，父亲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麻袋红芋片子（即红薯干）。
那年月，每到春天，不单单是我们家，而且是几乎所有的农家都一样，缺吃少喝，正经八百“青黄不接”的季节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春天，就连多年来我创作发表的数千篇诗文，也没有一篇（首）是写春天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的“青黄不接”。
我七岁那年，因为会背全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被评为县级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，要到县城出席表彰大会。父亲可能是认为我给他“长了脸”，特意向邻居借了六块钱，在裁缝铺给我做了一件蓝咔叽“短大衣”，还用一张狗皮做了一个毛领。这种衣服，在当时可谓“帅呆了”，十里八村也找不出第二件，因为只有“公家人”（方言。即吃“商品粮”的干部或职工）才穿得起。虽然公家管吃管住，但老师还是交代我父亲，让父亲给我“带几个零花钱”。父亲出去了一会儿，像变戏法一样，就把七毛钱放到了我的手里。“把钱装好，别弄丢了。”最后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不要乱花。”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会议按照每天一块二毛钱的“务工补贴”，发给我八块四毛钱。期间，我花五毛钱买了十个毛主席像章，剩下的加上临去时父亲给我的七毛钱，散会回来我把八块六毛钱全部交给了父亲。当时，我看见父亲笑着却流下了眼泪。
父亲是一个热心肠，喜欢“管闲事”，只要谁有困难，他都会尽力而为。所以邻里相亲有了“大事小情”，都来家找他商量。他也不失众望，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。
我大舅有一个朋友叫刘坤良，他姑父在新疆一个什么县任县委书记。两个人一商量，便决定去新疆找这位亲戚，希望他能够在那里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，不再土里刨食。年轻人雷厉风行，第二天便卖了一些粮食，凑足了路费出发了。
谁知我大舅这一走，便杳无音信。加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，社会上风言风语地流传一些“武斗”的事情，我大妗子担心害怕了，刚开始是以泪洗面，再后来便隔长不短地来找父亲“想办法找一找”，从她家到俺家，十多里的路程，常常天不明就来到了。碍于亲情，父亲决定亲自去一趟新疆，寻找我大舅。很快，父亲就出发了。临行他担心路费不足来回，加之听说新疆毛线比内地贵，便临时决定带一些，到了新疆赚个“盘川钱”（方言。车旅费的别称，又叫“川资”）。于是就在漯河临上车以前，买了二十多斤毛线。谁知正要登车，就被“工作人员”查住了，不但没收了毛线，就连人也给扣下了，“罪名”是“投机倒把”。几天后，人放了，回来后却背上了一个“留党察看一年、撤销职务”的党纪处分，同时罚款一百二十元。因为没有钱交罚款，公社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决定“以物抵款”，把我家院子的大门、堂屋门和房前的一棵黑槐树，各估价四十元。当天我放学回家，看见门上、树上分别都用红漆写着“40元”，感觉非常奇怪，就问母亲是怎么回事。当我知道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属于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哭了。父亲一见，还是微微一笑：“没事孩子。不值得哭鼻子。”不过，在具体“执行”的时候，有关人员只是把那棵黑槐树弄走了，两合门却留了下来，“这门先不弄了，你们继续使用，一个家没有门咋能中。”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、无人提及了。再后来，我就暗想：“也许这就是‘人性化’吧。”
当然，父亲新疆也没有去成。好在几个月后一天，我大舅自己回来了——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叫花子一样，但人还平安无事。
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时候，我家因人口多，分得了一头牛。邻居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大家都没有牲口，搁犋的也找不着。马上就要收麦了，看你咋驶牛？”听别人这么说，我也开始担心。但见父亲微微一笑，回答道：“放心，我有办法。”结果临收麦之前，父亲到供销社买了一个比较小的打场磙（石磙），打场时一头牛拉着也是“优哉游哉”，问题迎刃而解。
我高中毕业那年，是公元一九七五年，严格地说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毕业。因为那是“文革”期间改“暑假毕业”为“寒假毕业”、复又由“寒假毕业”改回“暑假毕业”的第一年，延长的半年我和同学们先是按公社革委会的安排去帮助建轮窑厂，时称“社队企业”，后又回校“学医”。直到七月份方才发放毕业证，我们这些人也被称之为“回乡知青”，开始“向贫下中农学习”了。自然，考大学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时候推行的是“推荐”，已经取消了“高考”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一个在地方国营鹿邑县印刷厂工作的邻居家“串门”，在椅子上看到了一本“内部交流”的文艺刊物《鹿邑文艺》，打开一看，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我，自然是一气看完。当时我想：“这种东西我也会写”。继而突发奇想，做起了“作家梦”。我向邻居大婶说：“婶子，这本这本杂志我拿走看看，完了我就给你送过来。”“你拿走看吧，不要了，反正家里没有人看。”一本杂志看完之后，我越想越觉得自己适合“当作家”。于是，当晚我就捉笔弄出了一个短篇小说——《一瓶酒的故事》，第二天就让前来给大队送报纸的邮递员杨鹿捎去寄给了《鹿邑文艺》编辑部。年轻人做事是“三分钟的热度”，寄了就寄了，随后便置之脑后。谁知三个月后的一天上午，我正站在村街上和人说话聊天，突然听到邮递员杨鹿喊我：“杨东志，你的信和汇款单。”我顿时感觉奇怪起来：“谁会给我写信、汇款？”当我从杨鹿手里接过汇款单一看，上面赫然写有“稿费”六个字，心便“突突”地急跳起来，继而我又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，里面装着的是一张报纸，报头是《鹿邑文艺》——杂志改成了报纸。头版头条赫然印着《一瓶酒的故事》，标题下的署名就是我。当时，我激动万分，也忘记了和杨鹿说一声“再见”，便急急忙忙给在家的父母亲“报喜”去了。回到家了，这张报纸一时间成了宝贝，一家人你抢过来、我抢过去，一个个爱不释手。父亲说：“这倒是一件好事——既有名，又有利。既然你会写作，以后你就把它当做自己一个职业吧。”自此，只要不是农忙季节，父亲就把地里那些男劳力的活计全包了：“不是啥紧活，你就在家写东西吧。”说实话，我的“笔头子”还算争气，可以说是“每稿必中”，先是省级报刊，继而又是国家级报刊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，还有消息、通讯，不但发表了，而且屡屡获奖，稿费收入在当时也堪称“不菲”。
几年后，我被河南省人事厅以“社会闲散科技人员”的名义，录用为国家干部，分配到城关镇政府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被转为城市户口商品粮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鹿邑县委委员。为此，《河南日报》（农村版）头版头条以《青年农民四喜临门》为题，报道了我的事迹。
就在我拿着这张报纸准备回老家给家人“报喜”的时候，父亲进城来了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父亲是带着县人民医院的《诊断书》过来的。原来，父亲病了，一个人去了医院。当他一言不发地将一份《诊断书》递到我的手里时，我一下子惊便呆了：“食道癌”？父亲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，当然已经知道。可是当我抬头看向他时，他还是像过去一样，和蔼地微笑着。不过我心里明白，父亲这是不想让我为他的病担心。也正是为此，我一直“记恨”着那个医生，直到今天。“是不负责任？还是没有职业道德？亦或不懂英文？为什么你就不知道把汉字‘癌’写成‘CA’（癌的英文缩写）呢？如果是用英文书写，父亲不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吗？”好在我的一个检察官朋友时国平，为我推荐了一个名叫李金柱的医生，只是不知道这个李金柱的联系地址，朋友之所以推荐他，是因为其订阅的《山西青年》杂志报道了他的事迹。
当这位检察官朋友把这本《山西青年》给了我后，我便连夜给杂志社打电话，结果辗转数人，终于找到了李金柱的联系方式。李金柱自我研制的药，是一种自制的黑色、大丸的中成药，共有两种，配合使用。父亲用了这个药，病情好像没有发展，因为他一直没有感觉疼痛，而且对吃饭也没有丝毫影响，甚至父亲还慢慢地胖了，体重至少增加了十几斤。当然，是非常正常的胖，而非浮肿什么的。为此，我暗自庆幸：“虽然药贵一点，但只要有效就好。”
麦收季节到了。我在拿到医院检查单、得到医生之“有所好转”的肯定意见后，便和父亲商量着回乡下老家收麦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车特少，乡镇和行政机关都没有车。但是，我出于“让父亲也享受一把”的心态，同时也不否认有“显摆”一下的心理，特意借了县政协主席张景志的“座驾”——刚买不到一个月的“桑塔纳”轿车，用来送父亲回家。张景志主席当时可能没事吧，也与我们乘车同行。父亲见到张景志主席后，眼睛一亮：“张主席是不是原来在县委工作的张书记？”张景志主席诧异地回答：“是啊！你认识我？”父亲说：“我来县里开会时见过您。”接下来，两个人便热闹地聊了起来。一路上父亲谈笑风生，丝毫不像一个患病的人。
那年月，没有收割机，所以“麦收”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。用镰刀割、用架子车拉，拉到场里之后，还要依次摊场、碾场、起场、扬场、晒场……农民们一个个热得要死、苦得要死、累得要死。一个“麦收”，至少需要二十天时间，“集体化”的时候，甚至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。父亲种了一辈子地，自然知道“麦收”的艰辛，所以刚开始也要去帮忙，但我死活不让，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呆在家里。
可能是我当时年轻不懂事，每每下地回来，见父亲都是微微地笑着，和我们一起交谈，一起吃饭，没想到他是不是在强作笑颜，安慰我们。就在“麦秸上垛”、麦收结束那天傍晚，我们刚刚回到家，正在洗手洗脸准备吃饭的当儿，父亲突然告诉我：“我有点不得劲（方言。即身体不舒服），你快找先生（当地对医生的称呼）来给我看看吧。”当时，我连手都没有擦，便一路狂奔地去请医生。这个医生姓孙，名树中，虽然他只是本村的一个“乡村医生”，但医疗水平不可小觑，绝对具有省级医院中医专家的水平，人们都说他有“起死回生”之能，在当时名扬周围百里。孙树忠医生为我父亲把了脉之后，说了一句：“胃穿孔。快送医院。”于是，我就连忙找人。因为当时农村没有车，就准备用床抬着去医院。可是，床刚刚绑好木杠，人还没有来够数，就听父亲大声呼了一口气，便再也没有了动静……
就这样，父亲永远的去了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令我遗憾终身的，是父亲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能够留下。
作者近照
